转型社会中的企业家及其角色定位

2001-07-23

近几年来，企业家在发展阶段和转型期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转变促进了民营企业家阶层的迅速发展，使得关于企业家阶层的讨论更加活跃。

迄今为止，企业家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既没有在经济的，更没有在社会学的或者政治学的理论中得到承认。这可能是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或李嘉图）、新古典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企业家的个人行为被认为不大重要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把企业家作为消极因素来理解。人们认为发挥中心作用的是总体机制，如市场、投资或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个人或个人的团体。迄今为止，对多民族国家里土著少数民族中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以及对相关社会的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企业家阶层的产生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的研究非常欠缺。

1．研究草案及目的

目前，对现代化进程范围内的民族动员（mobilization）情况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而对土著少数民族企业家新阶层的产生及其对民族动员和民族意识所起的作用，有关的学术研究与分析更是寥寥无几。中国，一个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正好可以在此作为典型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两者间存在的紧密关系的研究。本课题以凉山地区为案例，对以下三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1）新兴企业家在彝族社会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2）彝族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及其对社会动员和族群性的影响；

（3）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社会性组织（家支）的角色与经营思想的改变。

这个项目将把对经济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联系起来：（1）对经济的理解是作为个人的（民族）活动者的经济行为；（2）把经济理解为约束社会性（民族）组织的一系列规则，本文的例子就是凉山的彝族。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企业家一方面是作为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企业化的人，另一方面是作为扎根于民族和社会结构土壤的民族化和社会化的人。

1.l研究对象之一：介于经济与社会角色之间的企业家

经济学理论有关企业家的研究分为不同的部分，如（1）强调收入分配的因素；（2）对于市场过程的专注；（3）企业家作为经济的、富创造性的创新者；（4）企业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些，我们的研究还要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指出，一个人的经济行为蕴含在他的社会关系里，他的行为不仅要保护他对物质财产的个人利益，而且还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满足他的社会需要以及捍卫他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这里博兰尼强调的是一个经济体系里非经济的动机。与此非常相近的是，一些社会学家如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马科斯?韦伯（Max Weber）和乔治?斯默（Georg Simmel）为依据，察觉到经济与社会在体系上的相互关联，并强调任何经济行为都同时具有文化的和社会的因素。相应地，杜克海姆（Durkheim）也谈到过精神和物质领域之间的共生关系，而波杜（Bourdieu）则根据其“非经济学的经济”发展了他的社会性和象征性资本的理论。同样地，我们研究的中心头不是关于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功效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是如何通过经济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而转变的问题。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企业家周围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是如何通过少数民族（彝族）企业家进行变化的。

彝族企业家活动于两点之间：一方面要求他们排除非经济因素参加市场活动，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对家支具有道义上的责任感。在本文中，这种一方面必须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又在道德义务的驱使下不得不将所得与家族共享的二重性，被称为“商人的两难困境”（traders dilemma）。总而言之，这是将经济放入社会的整个大框架中的结果，特别是因为――正如法国 的民族学者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所说――“交换不单单是经济上的交易，而是一种全面的社会现象”。因此企业家阶层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要素。

1.2研究对象之二：作为个人的和民族的企业家

彝族企业家这种一方面作为市场上的社会活动家，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一名成员的双重角色，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的结合点。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曾指出“集体认同多重性”的存在。个人（在我们的例子中即企业家）既作为个人。又作为人际关系群体如民族、地区或语言群体中的一员行动，这样的双重角色也体现在民族企业家身上。这里伴随对个人的动员（mobility）而来的是对民族的动员。对不仅作为个人动员的，而且也作为民族动员的活动家的民族企业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彝族社会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

1. 3目的

拟定的研究计划要研究的是，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对彝族社会、对社会性组织以及对彝族群体意识产生的社会性后果。此外，为了比较彝族企业家和汉族企业家在经济和社会行为差异，本调查涉及了32名企业家，其中汉族占10％。民族之间和经济上的隔离也应作为分析的对象。与此相关，我们要研究以下问题：

（1）在向（国家控制的）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是怎样产生一个有着固定网络结构的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家阶层”的？

（2）民族资源的动员对于彝族企业家来说起什么样的作用？民族企业家从其民族环境中获得多少好处，并因为本民族的团结一致享有多少凉山地区的非彝族人享受不到的利益？

（3）新兴的彝族企业家对彝族的社会结构（如家支）有什么影响？

（4）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吗？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分工吗？由于市场竞争和可能的市场排挤会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吗？

（5）彝族和汉族企业家在企业行为和经济思想上有多大差异？

整个研究过程还要弄明白，民族企业家的认同感和族群性是否得到加强，如果是，又是怎样加强的。同属一个民族以及语言和文化的共性也给商业上的往来设定了一个关系亲疏和情感厚薄的尺度。这里语言（彝族）也起重要的作用，因为彝语强化了与汉族之间界线划分的状况，使网络的建立更为方便，但同时也导致了排外机制的运行。也就是说我们还要探究，是否因为不同语言加强了一种“我们”／“他们”的二分化，并是否由此扩大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界线。这里不仅要考察族群性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作为商业成功以及资本积累的资源，而且还要考察以下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即边缘地区自身的发展使得这个地区民族群体的谈判地位和组织能量得到增强，并因而也使这个民族群体与中央政府交易的潜力得到加强。

本研究课题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性的研究范畴：

（1）理论范畴：探究如何运用现有的关于企业家阶层的理论来分析彝族企业家阶层的形成，研究重点放在经济（民族企业家阶层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社会（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功能和它对相关社会的社会变迁的影响）的联系上。同时，还应对民族企业家阶层、民族认同感以及族群性之间的关联作出答复。

（2）比较范畴：应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汉族和彝族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其中的中心问题是有经营思想、社会行为、经济上的交织或隔阂、彼此间的感性认识，还有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角色上的民族差异的因素。只有通过比较，最终才能弄清错综复杂的族群性和民族认同感的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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