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鲁迅历史小说比较》提纲
文中郭沫若的历史小说主要指郭沫若收录在《历史小品》和《豕蹄》中的小说。这两本小说集都出版于1936年，而同时鲁迅的《故事新编》出版。其中《漆园吏游梁》和《柱下吏入关》是在鲁迅小说集《呐喊》（收录《不周山》）出版前后的1923年6月，8月完成的。两个的成文时间如此接近，再加上两个时期有意味的历史背景（鲁迅和郭沫若所处的创造社的笔战以及后来在左联大旗的矛盾），似乎可以推断出郭的小说是在追寻鲁迅的这些作品之踪而作。
茅盾在《玄武门之变·序》中说：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是为了“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郭沫若在为自己的历史小说集《豕蹄》写的序中说：“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努力是很不够的。”由此可以看出，“古为今用”是其创作的共同原则。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创作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在：
（一） 鲁迅不但到史书中去寻找题材，而且到神话中去寻找题材，郭沫若则主要从史书中寻找题材。
（二） 鲁迅让古人说今人话，郭沫若则基本上坚持古今之别；
（三） 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以叫”历史讽喻小说”，鲁迅的《故事新编》则具有后现代主义文本特征；
（四） 郭沫若重视对自己作品真实性的解释，鲁迅则对此不置一词。这表面上的不同，实际上隐含着他们对历史的不同态度：鲁迅虽不相信史籍(尤其是正史)却尊重史实；郭沫若虽相信史籍却常常为了现实的需要，对史实进行大胆的”失事求似”的改编。
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偶然的，这些同时期创作出来的小说如果不仅仅只是巧合，那就深有意味了。左联成立之后，创造社的成员和鲁迅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但并不是没有矛盾了。郭沫若在1930年5月发表《眼中钉》，这篇文章是针对鲁迅2月发表在《萌芽杂志》上的《我与〈语丝〉的始终》一文进行的反驳（具体可以见《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而左联已于当年三月成立。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对在1923－1924年间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进行了非常模糊的道歉，但只是把原因轻飘飘地归结为是“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表面上，这是客气的忏悔，事实上仍然带有一种教训的口吻，文中似乎在暗示：鲁迅先生离开语丝，是自我批判的结果，是“弃暗投明”，现在鲁迅加入左联和我们形成统一战线，是由于鲁迅改变了以前的错误认识而占到了同创造社一样的正确立场上。可以说，郭沫若这种说法似乎代表了大群人的意见。他们的鲁迅倚重，基本更只是因为党的决定以及为了倚重鲁迅的名望，事实上在艺术实践上仍然是分歧或者仍是有意味得唱着对角戏。
限于学识的有限，而我也想通过对鲁迅和郭沫若小说的不同比较来挖掘一点历史的潜秘，然而这样的提纲在具体写作之下，能否达到我原本的目的，仍拭目以待。
上面关于一些观点参考了伊藤虎丸的《郭沫若的历史小说》一文（选自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